党争和党锢有所不同都是斗争但党争是彼此竞争而党锢是为了斗而斗全然没有任何的标准直到完全把对方杀死才算结束。
严嵩和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张居正和王崇古存在不同程度的党争但至少还有块江山社稷、大局为重的遮羞布无论斗的再凶大家也没有搅的胡宗宪平倭没了军需。
哪怕是顶层撕裂严重但平倭拒虏都要做嘉靖中晚期、隆万时期的党争是完全围绕着‘平倭拒虏’这一指标进行绩效式的竞争比的是谁家的理念更强谁家的执行力更强。
但明末的党争尤其是从万历国本案开始一直到南明灭亡这个期间的党争全都是没有任何下限、没有任何标准、不论好坏和是非的党锢。
党锢之祸是灭国四兆之一是组织系统性败坏的结果不是原因。
当一个组织已经呈现出党锢之祸的时候这个组织已经彻底坏死了。
当党争从竞争发展到党锢时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大局为重?只有斗赢了才有大局! 输家跟大局一点关系没有处于斗争双方的人哪里还管得了农民起事、边方告急、军国大事、江山社稷搞死面前的人抓住对方和他的爪牙往死里整才是正事。
毕竟建奴、农民军还远在辽东、陕西这些天边而斗争的双方敌人就在眼前。
最明显的就是南明如果把南明的历史通读一遍就会由衷的产生对贱儒的偏见。
南明二十年的时间里从半壁江山逃亡了缅甸。
在南明最鼎盛的时期南明朝廷甚至获得了农民军的支持农民军都要支持大明击退建奴;一个在灭亡的时候在沦陷区仍然有极为稳固的基本盘:心向王化的汉人; 大明祖宗成法里有一杆驱除鞑虏、复我中华的大王旗只要将这个旗竖起来哪怕到了后世仍然能作为粘合剂凝聚人心、团结一切能团结的人。
就是这样的背景下短短二十年南明从南京输到了缅甸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南明史里面的那些狗屁倒灶的事儿几乎全都是由贱儒做出来的这些贱儒为了争而争没有好坏、没有对错、甚至没有绩效。
朱翊钧作为张居正的嫡传门生张居正教过他解决党锢的办法那就是威权统治必要的时候甚至要一元专制这就是解决党争的唯一办法。
张居正思索过是不是有什么制度可以避免党争?但他思索了几十年最 终得到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制度可以避免党争哪怕是理论上。
解决唯一办法是实现威权统治而解决党争、实现威权统治一定要先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贱儒这些虫豸们是如何获得权力的? 只要将虫豸获得权力的途径关闭或者缩小就能有效遏制斗争的主体虫豸们掌握权力; 第二个漫长的历史告诉所有人党争会亡国皇帝知道、文武大臣知道、万民知道如果任由这帮虫豸祸国殃民一定会亡国但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剥夺他们的统治地位?将其罢免、褫夺功名、流放、抄家、夷三族、诛九族呢?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政治担当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做出抉择的时候权衡下利弊、主张不要犹豫不要怕犯错、更不要想什么后果选择一方然后坚持到底。
大明有着极其广袤的领土、有着极深的纵深、有着最勤劳的百姓这都是政治冗余只要作为最终的决策者坚定的选择一方哪怕是选错了坚持下去错的也能执行成对的。
这就是一以贯之。
朱翊钧从来不缺少政治担当什么春秋史断、什么历史功过评价他又看不到他从来不在意日后自己的坟头上到底有多高的垃圾谁耽误了大明中兴就终结谁的性命。
犹犹豫豫注定一事无成。
在科举之前朱翊钧抽空给墩台远侯、海防巡检加了个薪酬按天计算只要不在腹地、不在港口在草原在海上每一天的补助为一钱银这年头大概只能买十斤猪肉、三十五斤米。
如果一个墩台远侯、海防巡检出勤四个月补助为十二银而一个墩台远侯、海防巡检最高出勤天数是六个月不得超期出勤一年最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墩台和港口休息一年最少有两个月的年假。
但鲜卑平原探险队除外鲜卑平原探险队是按次一次一百银朱翊钧从来没欠过这笔钱甚至每年过年到大兴县南海子慰问墩台远侯家眷的时候朱翊钧都要亲自询问家属银子有没有按时送到。
鲜卑平原仍然非常危险这钱是卖命钱。
墩台远侯和海防巡检是大明最贵的兵种了两支队伍满打满算才六千人编制一年俸禄是二十五银每年的过年银、开工银、封赏还有八银一年能领俸禄三十三银加上现在的出勤补助普通远侯、巡检一年能领俸禄四十五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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